任职时间：1964年-1966年

   邓叔群，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在高等真菌分类学上很有成就，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为中国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早年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等学科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并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理论。

    生平：

   1902年12月12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15年～1923年  考入北京清华学堂。

   1923年～1925年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取得农学士、森林学硕士学位。

   1925年～1928  年攻读康奈尔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并被授于全美国最高科学学会PHI-KAPPA-PHI和SIGMA-XI两枚金钥匙证章亦成为其荣誉会员。

   1928年  回国，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一级大学。

   1932年～1946年  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副所长。

   1948年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1955年  任沈阳农学院和东北农学院首任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1年  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5年  任中国科学院特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应用真菌研究所副所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保学会理事、林业科学研究院顾问。

   1958年  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63年  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现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兼室主任。

   1966年5月～1970年5月  受其胞北邓拓冤案的株连，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1970年5月10日  在北京逝世。

   1978年3月18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为邓先生平凡昭雪、恢复名誉。

   1978年7月29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邓先生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早期为黄河上游水土保持作出的贡献

　　为了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生态系统，以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危害，他于１９４１年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了甘肃省的林区。在他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的６年期间，先后曾去白龙江中游武都、文县一带、天水小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秦岭等林区，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分析了大量的树木生长情况，为科学地营林育林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祁连山、天山等高山林区植被灌木丛对于积雪、保土和调节雪水径流的重要作用；提出并设计兰州南北山干旱地区采用“水平沟”造林的方案。为保持水土、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邓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亲自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场。

　　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当时为藏族林主所有，他们常把森林的树木卖给木材商人，树木砍光后再放火烧山以长牧草或开辟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从而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也就随之加重。为了改变这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资金，在洮河上游甘肃省卓尼县买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创办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场总场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区以外的3个洮河林场分场和1个牧场。他对这些林场中的森林分别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我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原始森林“永伐不尽，永远保存”。自那时起迄今已有４０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场仍在沿用当年他亲自制定的这一科学管理制度。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唯洮河林场为黄河上游保留下了宝贵的森林区，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这一切利益于邓先生正确的科学方法，果敢决心，坚强毅力。

　　这一期间，邓叔群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结果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汇总在他离开甘肃后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发表的诸论文中，如：《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国森林地理概要》等。

　　１９４８年底，他为东北编写的林科大学教材纲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就是他对我国森林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的产物。

　　邓叔群对我国真菌学，尤其对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４０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我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Ｈｅｉｍ）多次向他函索著作；１９５７年捷克斯洛伐克与我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

　　１９４０年以前他主要是从事真菌分类学的工作，截至１９４０年，他共发现４个新属、１２０个新种、６个新变种、１８个新组合体。这些新的发现曾在他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发表的３０余篇论文中陆续有所报道，例如，在《中国真菌续志》（二）中共描述了５５种子囊菌和一种半知菌，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２９个新种和两个新变种；在《中国真菌续志》（五）中共描述了７６个属的１７２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１个新属、１５个新种和１个新组合体；在《中国真菌续志》（八）中共描述了４７个属的１０２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１个新属、５个新种和７个新组合体；在《中国高等真菌补志》中则报道了他发现的两个新属、４个新种和１个新组合体。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１９３９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这是他回国后１０年中对中国高等真菌分类研究的总结，书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发现，全书描述了子囊菌１０目３８科１７９属４７５种；担子菌９目２８科１２８属７１８种；半知菌４目９科８０属１９８种，总共２３目７５科３８７属１３９１种。其中每个目、科、属、种都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在每个菌名下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回国近４０年来，截至１９６６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３４００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５０％（据１９７９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７０００种）。1964年出版的100余万字的第二部专著《中国的真菌》，是他回国后截至1963年以前的研究总结，亦是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中国高等真菌》的增订本，书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担子菌为主，还有藻状菌、半知菌等。全书描述了总共４１目１１９科６０１属约２４００种和１１０个新组合。同第一本专著一样，每个目、科、属、种都是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邓先生所著的《中国的真菌》1964和《Fungi of China》1996至今仍然被奉为我国真菌学的经典著作。目前，现在在真菌标本馆的经邓先生新手鉴定并定名的标本有14811号，涉及514个属2417个种。

　　《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１０００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

　　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刚刚完稿的４０万字并附６００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１９６６年“七·一”的献礼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这部专著是他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期间跑遍全国各主要林区采集标本、亲自鉴定、就地绘图、深入林区向群众调查访问，集德、法、日、英、美各国当时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写成的。该书从１９６３年起就被科学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书中描述了国内６００余种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与有毒蘑菇的识别方法，各种食用菇的营养价值及国外的有关分析资料，各种毒菇的毒素类型和结构特性、中毒症状、解毒方法及国外有关毒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结果。

　　在回国初期任教期间，邓叔群从事的研究工作曾侧重于水稻、小麦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主要农作物的大面积病害对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是：尽管他发表了１０余篇论文，尽管他在试验田中试验成功后亲自背上喷雾器跑到附近的农村去指导农民、为他们示范，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为人民所享用。因此，后来当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森林学和真菌学方面时，一个新的想法萌发了。

　　在他进行森林调查时，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树木的病害与真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在他有机会进行广泛地森林调查时，他就特别注意调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树木病害，这项工作从１９３９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区进行调查时就开始了。积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他首创地将森林学与真菌学这两个专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概念，使真菌学直接服务于森林学，而这二者的结合又可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１９４８年底他为东北解放区编写林科大学教材时，就写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教材纲要。１９６０年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林业部举办了我国首届森林病理培训班，来自２０多个省市和部委的近５０名森林学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接受了他的培训。凡是接受邓先生教学教学的进修班赏都学会了比较齐全的森林病理知识、研究方法和治学精神。后来，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材在全国各地都成为了森林病理学方面在生产、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力量，也都在重要岗位作出了成绩。这是邓先生对中国林业事业建设和林业科学研究的丰功伟绩。

　　邓叔群不论是回国早期执教，还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东北兴办教育，以及在科研中培养青年一代的过程中，治学严谨、言传身教始终是他突出的特点。他的学生之一沈其益教授这样回忆说：“我当邓先生的学生时，他经常启发我对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兴趣和爱好，使我终于选择了这个学科作为我终身从事的专业。他热爱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始终感染和激励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他是位认真而严格的老师，授课时对于基本理论总是讲授得非常明确、清晰，使学生们能很快领悟实质。他要求每个学生对主要作物病害的病原、病状及传染循环、防治方法都要学会记熟，并随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从不含糊迁就。虽然如此，但他对待学生亲如家人，督促、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青年一代能掌握他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他总是亲自主持实验课，手把手地指导操作；亲自带学生们外出采集标本，实地实物现场教学，通过实验和实践启发和培养学生们对该学科的兴趣与爱好，加深他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实际病害、对繁多的真菌种类物征的识别判断能力，训练他们今后独立搞科研的技能技巧。在执教期间，他对他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在搞科研期间他对他的学生和助手们也是这样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东北人民政府在伪满洲国的破烂摊子基础上筹建沈阳农学院时，将他从上海借调去工作。在这期间，他对东北的农业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在这期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教育风格。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教育者对被教育者身负的重任，同时也由于他自己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严格而又讲求实效，因而当他任教育长以及后来任副院长时，他始终都坚持主张师资队伍要重质量，宁缺勿滥，绝不可误人子弟；培养出的学生不但要有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有动手实践的能力。他组织各教研室新老教师钻研业务，他把日本教材、苏联教材和美国教材加以分析贯通，编写出新的教材为青年教师进修讲课。他动员他过去学有专长的学生和同事到沈阳农学院任教，并根据东北农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农业机械化系和森林工业等新专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研工作，他亲自制定计划购置仪器、设备、图书，并逐项审核、落实。他为畜牧系购求优良种畜、为整顿校区内的水旱试验田和标本林苗圃、为筹划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都付出了心血。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他提出学院宁可没有楼房，但要有整洁而有秩序的学习、实验环境，他主张因陋就简、利用坍塌的房框子加以修复扩建成校舍及生活设施，并组织全校师生劳动建校，他自己则带头参加修路、修剪树木、培育苗圃等劳动。

　　他当时的同事这样回忆说：“他是一位专家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教育经验和高度事业心的干部，他对沈阳农学院的规划、改革、充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特点是：艰苦奋斗，精心设计，狠抓教育质量。”

    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高等真菌》的扉页上写道：为纪念“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他以沉重的爱国之心，纪念“九·一八”的亡国之恨，以示抗战必胜。抗美援朝期间，邓先生参加了反细菌战研究和处理工作，获得朱德总司令签发的奖状和国家卫生部的奖状。他带头捐物捐物，把自己早期在南京出资建造的私宅（一幢花园洋房）捐给国家。在东北沈阳农学院时为志愿军前线将士献血动员大会上，他带头献血，并率代表团赴朝慰问。

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南京，战火危急。日机时时盘旋南京上空，为使所采集、鉴定的标本免落于敌人手中，他曾与美国驻中国领带馆交涉，将副号标本运美保存在康奈尔大学和美国国立菌物中心。历经70余年，直到2009年11月7日，这批珍贵的标本共计2278件才回到祖国。

    世人评说：

   哈佛大学法罗隐花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馆长Donald H.pfister博士：“邓教授对中国真菌的研究几乎对各大类群都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