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

  去年8月，东莞完成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标志着散裂中子源主体工程完工，并投入试运行。这一全球第四大散裂中子源、目前中国单项投资规模最大的大科学装置，近期将迎来首批实验用户。

  从制造到智造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以制造业闻名的东莞。近年来随着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础科研投入也不断加大。但也有一些专家指出，目前广东的创新多出自应用型研究，基础研究投入的占比与兄弟省份相比仍有待提高，基础研究力量需要加强。

  广东如何加速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广州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陈广浩与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吴清平一同做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全国两会全媒体访谈室”，结合各自在科研一线的体会为广东强化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更好支撑未来产业高层次发展开方支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陈彧 骆骁骅 后方联动 南方日报记者 靳延明

    偏重“短平快”难有重大科学发现

  被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所吸引的张书彦，在2016年离开英国最大的国家实验室——卢瑟福实验室，回国创办了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两年多的时间里，张书彦发现广东研发投入里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他在研究院申报科技项目时也感受到，产业化项目科研经费远大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

  “一个完整的创新链，应该是从知识创新，再到技术创新，最后到产品创新。”张书彦说，如果只注重产品创新，但是缺乏知识创新的积累，会让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发缺乏来源和动力。

  张书彦这种来自科研一线的担忧，与吴清平、陈广浩不谋而合。

  “如果大家都偏重‘短平快’的研发，就很难有重大的基础研究发现，今后将难以为产业的发展做长久的技术支持。”在今年两会上，吴清平建议广东乃至全国加大基础研究力度。

  根据陈广浩、吴清平的观察。事实上很多科研人员、企业家都反馈，制造业发展较早的广东，早前很多的技术创新更多地着眼于当下，以应用型研究为主。相比起其他大量科研投入，受各种条件因素影响，广东在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并不高。

  “在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方面，广东在全国相对比较滞后，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主要是早年的产业园相对低端，导致整个产业链也一直在低端徘徊。”陈广浩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对广东一些制造业城市造成较大冲击，主要原因也是产业相对低端，缺乏原始创新的内生动力。

  “如果在基础研究上落后于他人，渐渐地发展后劲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吴清平解释说，“因为一旦没有比较好的原始性创新成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最终只会受制于人。”

  “这意味着产业的核心部件一直掌握在其他人手里。”对此陈广浩也表示，目前国内计算机产业就面临着这个难题，整体的核心芯片技术被国外所掌握，导致利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收获成果需要长时间沉淀

  陈广浩和吴清平均认为，从今后的长远发展考虑，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广东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状态。

  “但偏偏基础研究又是不能急的，它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沉淀，之后才能收获成果。”陈广浩告诉记者，东莞市从2009年就开始计划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也一直到近期才摘到科研的“果实”。

  2010年项目开建之时，陈广浩曾到松山湖考察，那时项目周边基本都是普通的制造业工厂。

  “但在这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很多大型高端企业也被吸引过来了。现在项目成果出来后，很快就能实现应用，到时大量的国际人才也会聚集过来。”陈广浩认为，政府不仅要加大对现有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做好长期规划，从现在开始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甘于寂寞”地持续在同个方向上支持十年、二十年。

  “像我们的研发也是‘沉淀’了十年，才能走在国内前列，在国际有影响力。如果想着投下去马上拿到结果，是不现实的。”吴清平也说。

  从研发人员的角度看，吴清平认为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确实需要沉下心来，在设置一些重大科研方向后要保持稳定性，要对该方向进行持续地支持。否则科学家会难以适从，最终难以形成自己的科研优势。“所谓专家，就是在一个方面一个点研究得非常深、非常好，能走在国际最前沿。所以需要政府持续、稳定地引导支持。”

  吴清平建议，目前广东省在微生物安全与健康领域已经形成相当优势，在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布局上，可以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微生物安全与健康创新中心，通过建立菌种资源库等方式，加强生物技术产业的基础研究。

  优化制度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对于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

  “现在确实繁文缛节较多，科研人员往往是沉不下心来。”吴清平认为，要激励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破解制度上的问题，废除中间繁琐的障碍。

  “比如科研项目预算要求做得非常细，要一下子预测三五年内的计划，许多科学家都在上面花了大量精力，不符合科研规律。”吴清平说，科学技术本身就在不断发展，实验思路需要调整，设备、仪器也要不断更新，如果按三五年前计划的去采购，“最后很可能买回来一堆废铁”。

  此外，吴清平认为要适当减少中期检查、年中检查，避免科技人员过度汇报当年课题情况，“政策设计要引导他们多点时间回到实验台”。

  陈广浩也表示，对基础研究项目的考核机制一定要轻过程、重结果，“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国家科学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政府在整个研发过程的考核可以相对灵活一些，更多应是针对结果进行考核”。

  另一方面，陈广浩认为政府要提高科研人员对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在税收政策上也应该对科研成果转化有所倾斜。

  “国家目前规定，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纳税比例在40%左右，意味着研发人员最后拿到的奖励收入只有六成。但是中了彩票的偶得税率才20%。”陈广浩说，“这对研发人员的积极性肯定有所影响，特别是在门槛较高的基础研究方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有些人一辈子也就一个成果”。

  “又比如我们引进高端人才的住房补贴，一次性给予较为可观的奖励，但却要按个人所得税率缴税，效果打了折扣。”吴清平说。

 目前有关部门也准备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税收优惠等的政策文件，陈广浩、吴清平也希望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纳税比例的降低，进一步激励更多科研人员投入到基础研究工作中。

                                                               《南方日报》（2018-03-19 第A07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